“一个小个儿，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鲍克先生说。

三位列车员和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早已被打发走了。

鲍克先生绝望地挥挥手。

“这一切叫人摸不透，没一点儿叫人摸得透！雷切特提到的仇敌，到头来竟还在车上？可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我的头给搅得发晕了。朋友，求你说些什么吧。说说，不可能的事又怎么会变得可能呢？”

“说得好。”波洛说，“不可能的事原不会发生，因而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发生的事必然是可能的。”

“快给我说个明白，昨晚到底发生的是件甚么样的案子？”

“先生，我不是魔术师，跟你们一样，我也迷惑不解。这案子进展异乎寻常。”

“毫无进展，原封未动。”

波洛摇摇头。

“不，这不是事实。案子颇有进展。我们了解到一些事实，我们听了旅客的证词。”

“这些证词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朋友，我可不这知说。”

“也许，我夸大了些。那美国人，哈特曼，还有德国女佣人──是的，他们是提供了些线索。可以说，正是他们使得整个案子比原来更费解了。”

“不，不，不。”波洛平静地说。

鲍克先生反唇相讥。

“好吧，我们就来听听聪明的赫卡尔?波洛的高见。”

“我不是说过吗，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迷惑不解。但至少，我们可以着手解决难题了。

我们可以按次序有条理地把现有的事实整理出来。”

“先生，请往下说。”康斯坦丁大夫说。

波洛清了清嗓子，一面把一张吸水纸弄平。

“让我们先根据案情的发展，来回顾一下这个案子。首先，就有这么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雷切特，或者凯赛梯，被人刺了十二刀，死于昨晚。这是其一。”

“算你说得对，算你说得对。先生。”鲍克先生嘲弄地挥挥手，说道。

波洛听了根本没有被窘住，仍然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康斯坦丁大夫和我一起曾讨论过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此刻，暂且不提。留待以后再说。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依我之见，便是作案时间。”

“人人皆知，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鲍克先生说。“案子发生在凌晨一点一刻。所有的事实都可证明这一点。”

“绝非所有的事实，你又夸大了。当然，有那么一些事实可证明这一论点。”

“我很高兴，至少你肯承认这一点。”

波洛不为他的插话所干扰，仍然坦然地说下去：

“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正如你所说的，作案时间是一点一刻。德国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话可以作证，也符合康斯坦丁大夫提供的证据。

“第二，作案时间可能迟些，表是有意制造的伪证。

“第三，作案时间可能更早，表是伪证，理由同上。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它存在的可能性最大，证据最足）我们必然要碰到另一些随之而产生的疑问：首先，如果案子发生在一点一刻，而凶手不能逃离火车，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他在哪儿？他是谁？“让我们先来仔细研究一下证词。我们首先是听说有这么一个男子──小个子黑脸膛，说放象女人。这是哈特曼说的。他说，这是雷切特告诉他的，雷切特雇他提防这个人。可是没有证据──我们只有哈特曼的几句话而已。深入地想一想，就不禁要问：哈特曼这个人，他那纽约侦探办事处的身份是不是伪造的呢？“回想起来，真有趣，在办这个案子过程中，我们竟缺少足够的通讯工具，以保持与警方联系。因此，就谈不上彻底调查这些人。我们只能凭推理。在我看来，这使得案子越发显得饶有趣味，没有审判程序，而只凭智力。我问过自己：‘哈特曼的自我介绍可以接受吗？’我的结论是肯定的。我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可接受哈特曼的自我介绍。”

“你相信直觉──美国人称之为预感的吧？”康斯坦丁大夫说。

“不相信，我所注意的是可能性。哈特曼如果持假护照外出旅行，他即刻就成为怀疑对象。警察一到场，第一件事就是拘留哈特曼，与纽约通叫查问他的身份是否属实。如果这起案件要涉及许多旅客，要彻底查清真相是相当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连试也不会去试呢，尤其是这些人看来没有谁值得怀疑的情况下。不过，哈特曼的情况就简单多了，不论他声称的身份是否属实。所以，我说，一切都会证明是合理的。”

“你不怀疑他啦？”

“没有的事，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据我所知，任何美国侦探都可能有各自的理由，希望杀死雷切特。不，我说的是，我想，我们可以接受哈特曼的自我介绍。那么，他所说的雷切特挑选他并雇用他的故事未必不是实话，虽说不那么肯定，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是真话，我们就必须调查清楚，是否确有证据。强果，我们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地方──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证词中找到佐证。她所说的亲眼目睹穿列车员制服的人的特征完全相符。那末，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两人说的话呢？那就哈伯德太太捡到的那颗钮扣了。此外，还有另一确证，你们也许没有注意到。”

“什么确证？”

“那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克昆两人先后都已提到，列车员经过他们的房间。他们并不重视这一事实，但是，先生们，皮埃尔?米歇尔坚持说，除了已提到过的时间，他从未离开过座位，他更没有必要到车厢那一头去，从而经过阿巴思诺特和麦克昆坐着聊天的那个包房。因此，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穿列车员制服的人的故事已直接或间接地为四位证人所证实。”

“有个小问题，”康斯坦丁大夫说，“如果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所说的属实，那位真列车员怎么没提到，在去哈伯德太太的铃声的召唤时，曾见到过她？”

鲍克先生急不可耐地等待他们把话说完。

“得了，得了，我的朋友。”他性急地对波洛说，“虽说对你的好奇心，你那一步一个脚印的办法，我非常敬佩，但要指出的是，你尚未接触到争论的焦点。我们都同意确实存见这么一个人。问题是──他到哪儿去了？”

波洛摇摇头。露出非难的神情。

“你错了。你这是本末倒置。在问‘这个人躲到哪儿去了’之前，你首先要问自己：

‘是否确有其人？’因为，你瞧，如果这个人是虚构的──臆造的──他就能轻而易举消失掉！所以，首先我要确定确有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既然已经明确这一事实──是呀──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呢？”

“先生，只有两个答案，要么他还极为巧妙地躲在车上一个我们所难以想到的处所；要么，正如有人所说，他是两个人。也就是说，他既是雷切特先生提防的那个人，又是车上的某一旅客，伪装得十分巧妙，连雷切特先生也认不出来了。”

“这可说对了，”鲍克先生的脸孔顿时明朗起来，但很快又变得阴沉了。“可是，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波洛不等他说完，抢过话头：

“此人的身高。你要说的是不是这话？除了雷切特先生的佣人，车上的旅客全是高个儿──意大利人、阿巴思诺特上校、麦克昆以及安德烈伯爵。那么只有这个佣人了──这种假设不十分可靠。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别忘了‘说话象女人’。为此，我们就有另一种选择的余地。或者，这是个装成女人的男人，或者，反之，他本来就不是女人，高个子的女人穿上男人衣服看上去势必矮小。”

“可是，事实上，雷切特应该知道──”

“也许他是知道。也许，这个女人存心要他的命，早先曾扮过男装，以得于达到她的目的。雷切特可能猜到她又要玩这种手法，所以告诉哈特曼留神一个男人。不过，他已提到过‘说话象女人’。”

“有这可能，”鲍克先生说，“只是──”

“朋友，听着。我想，我该告诉你，康斯坦丁大夫已经注意到的某些矛盾。”

他详细地谈了他和康斯坦丁大夫一起曾从死者身上的伤处得出的一些推论。鲍克先生“啊”地喊了一声，又把头抬起来。

“我理解，”波洛同情地说，“我完全理解此刻你的心情，你的头还在发晕，是吗？”

“整个案子简直就是幻想曲。”鲍克先生大声叫了起来。

“对极了。荒谬绝伦──难以想象──不可能存在。我自己就是这么想过。可是，朋友，是这么一回事！谁也不能回避事实。”

“简直搞糊涂了！”

“能不糊涂？朋友，它使我糊涂有时有这么一个念头，觉得事情实际一定很简单。可是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想法……”

“有两个凶手，”鲍克先生哼哼唧唧地说，“在东方快车上。”

这个想法也许使他简直哭出来。

“现在让我们使这部幻想曲变得越发玄妙吧。”波洛兴致勃勃地说。“昨天晚上车上有两个陌生的神秘旅客。一个是列车员，模样与哈特曼先生说的，希尔德加德?施密特、阿巴思诺特上校以及麦克昆先生所见的相符。还有一个女人，身穿鲜红睡衣──高高的个儿，细长身材──皮埃尔?米歇尔、德贝汉小姐、麦克昆有及我自己看到过──也可以说，是阿巴思诺特上校所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的那个！她是谁呢？车上谁也不承认有鲜红色的睡衣，她也失踪了。她和那虚构的列车员是同一人吗？或者，她是一个某种非常独特的人物？这两个人在哪儿？顺便提一句，那么列车员制服和红睡衣哪去了呢？”

“啊！这话说得倒也有理。”鲍克先生急切地跳了起来。“我们必须搜查旅客的行李。

是的，那样也许会发现一点线索来。”

波洛站起身来。

“我可以预言。”他说。

“你知道东西在哪儿？”

“我有一点想法。”

“那么，到底在哪儿呢？”

“你可以在一个男人的行李中发现那件鲜红的睡衣，在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行李中找到列车员的制服。”

“希尔德加德?施密特？你以为──？”

“跟你想的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是有罪的，列车员制服也许可以在她的行李中找到；但是如果她是无辜的，制服必然在她那里。”

“可是，怎么──”鲍克先生刚开口，却没有说下去。

“这是什么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喊了起来。“象是机车开动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近，里面在刺耳的喊声，也有女人的申辩声。餐车尽头的门猛地被推开，哈伯德太太闯了进来。

“太可怕了，”她嚷道。“简直太可怕了。我的手提包里，我的手提包里有一把大刀──全是血。”

说话间，她的身子往前一倾，重重地倒在鲍克先生的肩上。